我们各自的家族是如何走进城市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思想合伙人”、借贷宝副总裁曾军,在4月16日举行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6年“城市•梦想”年报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家族百年间从重庆小山村逐渐走进城市的故事,也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有趣话题的一角。

  曾军的外曾祖父16岁时因为家里太穷,从农村来到城市拼搏,这是他们家族第一个走进城市的人。后来曾军的外公进城当了国企的工人。曾军从小生长在农村,2003年,18岁的他因家贫辍学,在深圳一家工厂里当起了打工仔,后因“凡是考上清华北大的县里奖励4万块钱”的政策,他回到学校参加了2004年的高考,刚好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奇迹般地开启了自己在大城市的“光辉岁月”。

  这个小故事是都市移民们几辈人逐渐进城的一个缩影。“大城市”在人们眼里通常代表着繁华、活力和希望。老一辈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拼出全家人的活路;没有学历的打工仔在城市做着重复单调的工作,盼着每月拿到数倍于村里活计的工资;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学府的知识青年奋斗在“大城市”,为了梦想和光荣。

  那么,进城的人们过得怎样?

  不管是农民工、大学生、海归、白领,还是创业者,带着各自梦想汇集到城市中的人们,有着各自的酸甜苦辣。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并不能给每一位外来者以机会。

  “迷失”在大城市

  目前中国人口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加剧、呈现结构性恶化,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尤其明显。涌入的人口恰恰弥补了大城市的缺陷,为城市带来了活力。

  但奋斗在大城市里的人们却有种迷失感。

  根据智联招聘数据,各地求职者中,户籍不在工作地的比例在一线城市最高,达到70%。随着人口向城市的汇集,大城市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随之而来的是外地人“融入社会-抗拒认同”的双重压力。

  根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6年夏季在上海7个区县进行的“上海社会认知调查”,上海户籍人口中60%的人认为自己完全是上海人,但也有些人对自己的身份存在怀疑,很多人觉得我们即便来到上海,也不觉得自己是主人,而只是过客。在非户籍人口当中,有50%认为自己完全不是上海人。

  上海的2400万人口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上海户口,外来务工者对上海的认同感低,来自于户籍制度,当然也来自于高企的房价、文化的差异,更来自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别化对待。

  在“上海社会认知调查”项目中,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教育问题受到被访者的广泛关注。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常常因为户籍原因不得不面对回迁原籍上学的状况,在大城市里打拼的父母成为他们的“隐形的父母”。流动儿童是指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却不能享受市民待遇的儿童,他们在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宿上有很大的问题。

  “流动儿童”如何安置

  2016年中国流动儿童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有3800万的流动儿童和6200万留守儿童。

  由上海财经大学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跟踪调研”(下称“调研”)发现,近两年,上海小学入学人数共下降了5万。这些没有入学的孩子或回原籍,或滞留在幼儿园中,或在类似于补习班的非法办学机构中,或流动到上海的周边城市,其中大部分孩子仍“潜藏”在城市,但没有办法在正规的学校里上学。

  上海市2008年启动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简化条件、放宽班额吸纳农民工同住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凡能提供父母的农民身份证明、在沪居住证明或就业证明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均可在上海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但2013年以后,不管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的入学要求都提高了,原来暂住证就可以,现在还需要有居住证。

  随着农民工子弟学校入学率的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出现“关闭潮”。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因为经费不足、调低教师工资,甚至开始对老师裁员,学校的教学质量出现明显下降。近两年来,上海大概有2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

  中国的城市化方兴未艾,老龄化、劳动力缺失最终需要由人来填补,这些生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儿童,最终他们仍将在城市工作。只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才会让“流动儿童”不至于变成“流浪儿童”,才能为城市最终的健康稳定保驾护航。

  此外,房价高企、通勤时间长、交通拥堵、环境质量差……也都成了中国大城市的通病。

  “大城市病”该怎么治

  那么,大城市的“病”该怎么治?只能通过控制人口来解决问题吗?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下称《规划》)要求上海人口在2040年控制在2500万以内,每年增加不到4万人,要求建设用地负增长。

  《规划》从控制人口角度入手,为大城市“治病”。但实际上,人口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一个城市生生不息的动力。“大城市病”也不能单纯归咎于人口太多。

  治疗大城市病的第一步,要做的应是转变观念。目前大城市遇到的很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城市规划来解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认为,上海仅耕地就有1800平方公里,每年围海造地可满足20万人。如果按照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模式,上海可以容纳4600万人,根本不缺地方。

  大城市建设缺的的确不是地方,而是规划。

  治理城市拥堵可以加强城市多中心建设,加强一级中心与二级中心之间的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联系,以及二级中心向周边辐射的交通联系;加强城市混合功能规划,让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居住功能与就业功能更好地混合起来。

  对于涌进的人口会把北京、上海压垮的担忧,笔者认为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被人口压垮的,能压垮城市的只有衰败。

  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北京,上海也不光是上海人的上海,城市的发展既需要引进高素质人才,也需要善待芸芸众生;城市的未来既需要做好人口与基础设施的规划,更要推动公共财政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发展和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让人口与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没有后顾之忧。

  毕竟,这个城市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和努力。